最后的告別我們的生命中，讓人不堪回首的告別比比皆是。

　　我父親是個苦孩子，從小父母雙亡，13歲時一個人闖蕩到上海。后來進了工廠，掃了盲，過上了一種全新的生活。慢慢地，他從一個煉鋼工人升到了技術員。我母親是個小學老師，家里有兩個男孩子，算不上小康但至少溫飽不愁。

　　父親是個容易滿足的人，而母親卻是個非常有挑戰精神的女性。那時候，母親辭去了工作下海到外地的私營廠去跑供銷，非常辛苦，一周才回來一次。為了應酬，她學會了喝酒，學會了抽煙。

　　我遺傳了母親的基因，在課余時間也跟人到處跑，掙點兒零花錢來貼補家用。那天，我得到一個消息，有個演出小分隊需要一個裝卸舞臺的小工，同時還可以在開場時上臺去跳個舞。我興奮得不行了，跟父親說我明天早晨就要走了。

　　父親說，你向學校請假了嗎？我說，你幫我請吧。父親說，你母親明天中午回來，你等她一下吧。我說，火車等不及了，明早你用自行車馱我去車站。

　　當時，我們住在閔行，遠沒有現在這么繁華，那就是個都市里的村莊，去上海還要坐長途車。父親騎著他那“二八”的自行車，我背著包坐他身后，夏天早晨6點多鐘，路邊已經有人賣早點和晨練了。

　　離車站還有一公里，輪胎爆了。我跳下后座就往車站跑，一邊跑一邊還埋怨。父親推著車在后面追我，我們就這樣沖到了長途汽車站。那時是20分鐘一班車，正好有一班到站，我迅速地跳了上去，車門就在我的身后關上了。我看到站臺上，父親在說著什么，可是，什么都聽不見。

　　我低下頭去拿錢買票，這一低頭……竟然就是一輩子啊。

　　父親就在第二天下午腦溢血去世了，走的時候很安詳，面如金紙，沒有留下一句話。我跟著大篷車隊在流浪，第4天，上海的朋友們才輾轉在徐州下面的一個煤礦找到我。回到上海，正好是第7天，趕上父親的追悼會。

　　之后很長很長的時間，我都閉不上眼。每次閉上眼睛，車站的畫面就出現在眼前：一個大男孩沖上車，低頭找錢，連手都沒有揮一下。而車站上，一個中年人，推著車，極力地想說些什么，可是，我聽不見，聽不見……

　　生命中有最好的告別嗎？其實沒有，不管是什么樣的告別都伴隨著疼痛。告別傷病，我們要經歷很多疼痛；告別離去的親人，是撕心裂肺的疼痛。

　　可是，我們不能避免這些，我們只能對自己說：曾經，這些很愛我們的人，他們陪伴我們的時間已經夠久了；他們要去到另一個城市，那個城市里有我們更多的親人，他們在那里團聚了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們也要去那個城市，想到那個城市里有那么多我們熟悉和愛我們的親人。